海上漂流的船长
林仪胜 口述,黄剑 整理

堂弟家的高脚屋搭建在海滩上,距离大海不到十米。两名疍家妇女正站在海水里洗刷晾鱼干的架子。看着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架子,林仪胜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天都在这块海滩上玩耍。

林仪胜今年65岁了,他是海南三亚后海港疍家人,在船上出生长大,作为船长在海上航行了十年,曾经在海上救援过多名溺水人员。


水上的孩子


像很多疍家人一样,我出生在船上,从小在渔船和海滩上长大。

我们家世代捕鱼为生,跟附近的其他疍家渔民一样,我们的祖辈原来是广东沿海地区一带的渔民,一百多年前,为了打鱼,一路往南漂泊,最后到了三亚后海港。到我这,已经是第五代了。

我父亲最初也是一名渔民,跟着祖父母、伯父们一起在自家的小船上打鱼。1950年,海南解放了,祖父母掏钱,在三亚西岛请人给父亲做了一艘木帆船。于是,父亲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做了船长。他开着这艘船,穿梭于海南和广东的各个港口,给人运输货物。船上除了父亲和祖父母,以及后来我的母亲,还请了两名水手。

1951年,父母结了婚。第二年,母亲在船上生下我,由祖母接生。我出生之后,母亲用布袋背着我,一边在家里的船上帮忙,一边照顾我。稍大两岁,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便用绳子把我拴在船上。他们怕我到处攀爬,掉到海里——尤其是晚上,漆黑一片,摔到海里他们也发现不了。在一些疍家人的渔船上,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祖父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957年之后,祖母年纪大了,不想在木帆船上了,父亲就让她回到后海。那个时候,家里的小孩也越来越多,需要人照顾。我们家当时有一艘五六米长的渔船。在海上漂泊了几年之后,我就跟着祖母回到了后海村,住在这艘渔船上,住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和堂弟们。在那个年代,疍家人都希望家里打鱼的人多,所以都生了不少孩子。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是1969年出生的。

我跟着祖母在渔船上生活了很多年。到1960年代的时候,祖母还请人新做了一艘七八米长的渔船。那时候,我们的船就停靠在岸边,到了晚上,一家人并排睡在舱内。尽管摇摇晃晃,但大家都睡得很熟。渔船有弧形的雨蓬,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躲在里面。我们的渔船两旁,停泊着几百艘渔船,里面住满了疍家人。不过,每当大风暴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小船顶不住了,祖母便摇着橹,带我们找海湾,或者内河,把船摇到里面去躲避。

一直到1960年代末,政府为方便管理渔民和出于安全考虑,动员疍家人搬到陆上生活。我们于是在三亚红洲附近的河边,搭建了木头高脚屋,开始上岸居住。那是在水上搭建的木棚,上面盖着茅草,在木棚里拆开木板,都可以直接钓鱼。“文革”期间被炮弹毁过一次,后来又重建了。

和祖母生活的时候,白天我们就在海滩上玩。天气好的时候,祖母便把船摇到近岸的海面去捕鱼。我和弟弟妹妹们趴在船舷上,用手划着水,帮祖母划船。我们跟着她,把一两百米长的渔网下到海里。渔网上面有浮萍,底下是铅块,拉得很直,一个小时不到,渔网中便钻进去一百多斤鱼,那时候鱼的种类也多。从小在海里长大,我们很早便学会了打鱼,而且掌握了多种方法。很长时间里,对于疍家人来说,打鱼是维持生活的惟一方式,也是我们从小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1960年,到了八岁,我才去读书。疍家人以前很少受教育,因为我们一直在水上,没有学校。解放以后,才有了渔民小学。我搬到岸上去,寄住在大伯家。其实大伯家在陆上也没有房子。大伯几年前去了西沙捕鱼。那时候,后海有一座旧庙,里面是空的,大伯母就住到里面。二年级的时候,转到三亚的南海小学,这是政府专门为渔民盖的小学,98%的学生都是疍家人。在三亚,我寄住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每个月付差不多十块钱。

我在学校的时候,父母的船每隔几个月都要回后海运咸鱼。每次船一出现,我就高兴地跑到码头等他们。他们要离开,看着船越走越远,就蹲在海边哭。放假的时候,我常常会跑到父母的船上玩,有风吹过来,使船向一侧倾斜,我就跑到另一侧想把船压下去,母亲就笑我傻。每天看着父亲开船,年头久了,我也学会了如何操作。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开船的感觉。成为船长,也渐渐成了我的理想。


船长


不过,想要成为船长,并没有那么容易。在此之前,我干了好多工作。1968年,我还在读初二的时候,部队在安游(三亚榆林港附近)修建船坞,到三亚镇招民工。那时候,我的妹妹们有的都读不了书,因为家里人太多,供不起。我就辍了学,报名参加。

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挑石头。没有机械,全靠我们几千人用扁担、簸箕挑。我当时不到16周岁,个子小小的,瘦瘦的。肩膀经常磨肿,只好用热毛巾敷着。不过,我很卖力。一天赚一块五,一个月45块,比很多人都要多。很多年后,我当船长,一个月也才45块。在工地干了两年,工程结束,我回到了三亚。

1970年4月,我被招工去了三亚航运公司上班,做码头工人,从码头扛盐包到货船上,一百多斤一包。做了两年,后来,又先后在航运公司捞珊瑚、做水手和捕鱼。捕鱼队有一艘木帆船,因为没人会开,我便负责开船。这是我第一次正经驾船。从这以后,我想做船长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1974年,三亚航运公司从一千多名职工中,推荐表现优秀的员工到广东省航运学校读中专,我成为其中之一。单位想做机械厂,希望我学轮机,但我坚持要学航海。两年之后,从航运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三亚航运公司第一公司,开始到船上工作。

那艘船叫“崖航1012”,是公司第一艘动力船,50吨的木质船。我在船上做大副。出海前,我的工作是组织货源,到港务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航行的时候,则要接船长的班,直接开船。

那时候,我刚结婚。妻子是原来在蜈支洲岛上工作的一位姑娘。她父亲也是船长,与我父亲相熟。

第一次航行是从万宁运钛矿到湛江。万宁有很多钛矿,多是私人矿主开发。矿砂都是运到广东的工厂加工。

我们从三亚出发,过了分界洲岛,便到了万宁管辖的海域。我们沿着海岸线航行,沿岸晚上渔船多,还有很多礁石,甚至暗礁。我们一直依据海图,都是靠眼睛观察。船长和我都是第一次走这条航线。我根据海图和航速计算,我们快要到一块大礁石附近。不过,海图总会有误差,小暗礁也没有全部标注。那天下半夜,能见度极低,加上又下点小雨,前方什么都看不清。我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看到那块礁石,开始有些慌了。后来,忽然在前面看到那块礁石的时候,只相距几百米。我们就赶紧减速,转向,最后才避开了它。

过了大礁石,我们便抛锚了,等到第二天天亮,再慢慢开到沙湾去装矿。那里还没有港口,靠不了岸,我们只能停在离海岸300米的地方,放下小舢板,上岸去联系货主。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提前约定时间和地点见面。

我们用小舢板把矿砂一船一船地从岸边运上大船,一次只能运两三吨。浪很大,把小舢板打下去,又冲上来,海水直接冲到了矿砂上。慢慢地,我们发现了潮水的规律。那时候早上吹北风,从岸上吹过来,像扫把一样,把海面扫平,浪比较小。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装货。上午10点以后,浪变大了,装不了货。我们就把船开到分界洲岛附近去打鱼,改善伙食。有的时候打得多,还可以卖掉。装了几天货,我们便出发前往湛江。

差不多航行了三天才到湛江。到了目的地,需要在码头排队很长时间,才能卸货。这些完成之后,我又跑到当地港务局商务科找货,货主们一般会在那里登记货运信息。

后来,我在这条航线运了五六年钛矿,慢慢摸索,渐渐熟悉海南岛沿海的航线。哪里浅,哪里深,哪里有礁盘,哪里水流急,我都知道。对于船长而言,经验常常是宝贵的。

在“崖航1012”做了两年大副,我被调到了另一艘船“崖航1004”上做大副。不过,几个月之后,我便顺利成为船长。原来船长六十多岁了,很快便退休了。

他开了几十年帆船,经验很丰富,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知道大概几点,看看月亮便能判断潮水流向,对天气也了如指掌,对航线的每一片水域都很熟悉,他用肉眼就能判断距离。跟着他的几个月,让我受益终生。

1979年,我又被调到“崖航1005”上担任船长。开了六年,直到1985年3月上岸工作。十年航海生涯,我一直在南方海域航行,最东边到厦门,最西边至广西北海。我们到港卸货之后,有去哪里的货,我们便去哪里。每次从三亚出来,最多两三个月就要回去一次。


游泳看电影


在船上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寂寞。在海上连续航行几天几夜,眼前除了茫茫大海,什么都看不到。船员们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什么娱乐。一些年轻的船员受不了,有时会跑到驾驶室来和我聊天,也会打打牌。不过,我们四个小时换一班,时间紧张、宝贵,不休息的话,就到下一班了。

航行到港之后,大家通常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每次到港卸货之后,并不是立马就能接到下一单。有时候要在码头等好些天。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等,有的人看书,更多人则打牌,后来还有麻将。船上的日子很无聊,水手们有时候会觉得烦躁。所以我也常常带他们到岸上去逛。

那时候,娱乐活动并不多。在岸上,无非是逛街、去公园、看电影。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以后,各种娱乐活动才多了起来。

最受欢迎的活动是看电影。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电影,看来看去都是战争片,比如《南征北战》、《地道战》。现在想来,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很多片子我们看了不下十遍,但是当时大家都很乐意。1980年以后,才有了香港武侠片。偶尔,也能碰到爱情电影。有位老船员想看电影,我带他去看的时候,正好在放映爱情片。电影里出现了男女亲嘴的画面,他就赶紧喊“啊,不卫生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的船一般停在离岸四五百米的地方。每次去看电影,船上的一名老水手便会驾着我们自己的小船送大家上岸,然后在岸边等大家回来。我们一般晚上就看一场电影,但有时候兴致高了,还想看第二场。看完电影,回到码头时已经很晚了。老水手等不了,就自己划船回到大船睡觉去了。岸边私人的摆渡小船也早收工了。我们只好脱了衣服,举在头顶,游回船上。碰到水流急的时候,我们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游过去,还要斜着游,不然会冲到下面去。

大家最乐意的是运货到广州,城市大很多,新鲜的东西也多。在广州,我们一般停靠在太古仓码头,或者猎德码头。大家乐意去逛街,虽然舍不得买东西。有的时候,也会去公园里转转。公园里会有青年男女谈恋爱,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抱一下。有的年轻船员就躲在一旁偷看。毕竟对生活在船上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少见到的,而且他们也年轻。

有时候,我也会在靠岸之后,去找朋友和同学。我原来在广东航运学校的同学,他们多在大单位工作,有很多人分配在各地码头工作。所以,广东和海南的码头上,我差不多都有认识的人。我们在码头排队靠岸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行个方便,帮忙插队。

航行的时候,也很少认识其他的朋友。不过,我喜欢观察别人。船停在码头的时候,我就站在船上,或者在岸上看每个船长的操作。有的船长很笨,要两三次才能靠上码头,有的很灵活,甚至给我带来启发。


幸运没有葬身大海


在岸上,我们可以很随意地去玩,但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总是放松不下来。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可能葬身大海。也正因这样,我会叮嘱船员们在航行时尽量不喝酒,更要小心烟头。有一次,我们路过江门上川岛时看到的一幕,让我总不能忘记:一艘货轮在海面上烧没了,火源就是一颗烟头。

在我十来年的航海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帆风顺,但也有好几次意外事故。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我刚到“崖航1004”工作不久,开船从海南文昌七洲列岛一直朝东北航行,准备走直线穿过大海,前往广东江门,不再沿着海岸线航行,我们叫“翻洋”。这是最近的航线。那时候是夏天,晚上刮起了五级风,浪翻起来有两米高。当时,轮到二副和轮机长值班,轮机长在陆地上长大,没开过船。我正在船舱里睡觉。

行到下半夜,二副晕船,想吐,他没有喊我过去代班,而是叫来轮机长暂时开船。当时除了他们两人,还有一个水手醒着。我们有两艘船,动力船用缆绳拖着驳船航行。二副离开驾驶位置,跑到三米以外的厕所去吐了。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罗盘。轮机长没看懂,以为罗针指向的是航行方向。实际上罗针一直是指北的。那时候,我们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开。他以为船要向左转,才能调正航行方向。随后,一直向左打舵。结果,我们的动力船绕了一个大圈。海上漆黑一片,他也看不到前面。

我躺在船上,半睡半醒间感觉船摇晃的方向不对劲,立马爬起来,已经看不到后面驳船的灯光了。等我跑到驾驶舱的时候,才发现动力船快撞上后面的驳船。我什么话都来不及说,立即向右打舵,调整方向。最危险的时候,两艘船只相距十几米。

这两艘船都装满货物,又都是木头船,如果撞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两艘船上二十多人摔到海里,漆黑一片,相互之间都找不着。

解除危险后,我就大骂二副:“你要吐也要在旁边吐,跑什么厕所去!”这是一次严重事故。后来,我们回到三亚,专门开会总结这次事故。

后来我到“崖航1005”做船长,在广东江门下川岛北面,又遇到了一次事故。那天已经是下午,我们从上川岛航行过来,准备回海南。船距离下川岛几百米的时候,水手发现船舱底部涌进了很多水。机轮的螺旋桨把船舱里的水打得很高,舱底的一些木板已经浮起来了。我赶紧下令冲滩,开足马力,往下川岛沙滩上冲去,主动搁浅。我当时知道下川岛沙滩主要是泥沙,比较软,冲上去不会弄坏船。

搁浅之后,船舱里的积水已经有一米多深,快到腰部。我叫水手下到船舱底部,在水下用手慢慢摸,寻找缺口。有水灌进来的地方,水是凉的。我们还把船舱底部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开,最后发现用来抽水冷却主机的进水管脱落。我们又用抽水机把里面的水抽出来,把管子重新接上,加牢,又重新检查了整艘船。当天晚上便重新起航,返回海南。

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算是比较幸运,如果开到深海里才出现问题。我们就只能绝望地等着船慢慢沉入大海,包括我们自己。


武装货船


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不过,有好几年时间,我驾驶的货船一直处于武装状态,带着枪和手榴弹。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中越之间常常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在海上也是这样。我到“崖航1012”担任船长之后,经常在海南岛西线的北部湾航行。

战争爆发后,我们经常在航线附近看到越南船只。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不过,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来自越南的大船,过来抢东西。我们航行的时候,就看到过一艘越南船在海上围堵中国的渔船。越南人靠近了之后,就直接抢东西。渔民刚打的鱼都被抢走了,甚至把渔船直接开走。渔民不敢反抗,因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的船有时候也没有标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船。

他们也不敢抢大船。有一段时间,看到中国渔船就抢。我们的船也不大,动力船和驳船总共才一百多吨。我比较谨慎,看到越南船就只能加速跑,往中国海岸线方向开。很多时候,我都贴着海岸线航行,不敢离岸太远,尽管这样可能需要避开许多礁石。

碰到这种情况后,我就向公司反映,让公司打报告到武装部,申请领一些枪支来防止意外发生。最后,我们领到了一支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和八支半自动步枪,还有一千多发子弹和两箱手榴弹。

我以前参加过民兵,领到装备之后,就带着水手们在海上演习,从船头打到船尾。演习结束,我便把这些装备收起来,自己保管。在船上,我的卧室床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暗格,我把装备全藏在那里,锁着。

武装了货船之后,航行到海南西线的时候,我们也就没那么害怕。这之后也没有真正开过枪,除了演习的时候。有一次,一艘越南船追着我们。我们一拿出枪,他们便掉头了。因为有枪,这些越南船也就不敢碰我们。我那时候想,如果真的跟他们产生冲突,我们有这么多武装,又经常演习训练,根本不用怕。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在北部湾海域有时能碰到开着船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不少是越法混血,长得好看,也有钱。有的人甚至拿出黄金,希望上我们的船。不过,中国边防不允许他们进入国境之内,只是给他们提供食物淡水等。我自然也不敢让他们上船。

后来,我们的船与越南人没怎么发生冲突,却与中国的渔船产生了矛盾。有一天,我们航行到乐东海域,那里有很多渔船正在用围网捕鱼。我们小心地避让,穿过之后,发现有一艘渔船追着我们,还向我们后面的驳船扔土炮。那种他们用炸山石的炸药自制的土炮。我听到一阵闷响,赶紧跑到动力船后面,看见他们的炮就在离驳船很近的水里爆炸。我向他们发出警告。这些渔民说我们的船弄坏了他们的渔网。我说,我们一直很小心避让,根本没碰到他的网。但渔民并没有停止向我们扔炮。我没办法,就从船舱取出一支枪,没有上子弹。他们看到情况不对,才停下来了。

后来在万宁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沙湾装载钛矿砂。当我们把船停泊在海边,准备往船上运矿砂的时候,一群本地人跑来阻止我们。他们认为矿砂开采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我向他们解释,我们也是在帮别人运货。当地人不理会,还要砍断我们缆绳。当时浪比较大,一旦缆绳断了,我们的船会被海浪冲到岸上,两艘船都有可能解体。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解释,执意要砍断缆绳。我也很生气,就叫人取出两支冲锋枪,也没有上子弹。我拿着枪吓唬这些人。他们看到枪后,果真被吓到,领头的人立马用海南话连说了几遍:“兄弟,开玩笑的啊。”“我没开玩笑!”我说。他们最后全部撤走。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仍然被三亚海事局返聘回去做顾问,也会帮单位开开船,每个月会定期给三亚的私人游艇公司做游艇教练,还是做着与开船有关的工作。三亚海域每年都会有事故发生,我在海事局也做海上搜救工作,提供搜救方案,至今已经救了几十人。

1985年3月,在海上航行了十年之后,我申请调到岸上,到三亚航政局工作(后改为三亚海事局)。自从我上船工作之后,妻子也跟着在船上生活了十年。1979年,我女儿差点在文昌的海上出生。当时,妻子肚子痛起来以后,我就开足马力,加速航行,赶到最近的码头,把她送到医院。

我很喜欢做船长。在海上一直漂泊虽然令我开心、兴奋,却没办法给家人带来稳定的生活。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之后,我也渐渐说服自己彻底告别了船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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