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改家谱
流沙河


直到晚年,我才发现我们的家史是被祖先篡改了。

我们家的第一代迁入川的祖先,是在康熙初年从苏北——当时的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入川。迁入川的第一代祖先叫余良正,他迁来的时候不是移民的身份,他是一个最低级的公务员,调到成都来当公务员。他职位相当于县政府里面的管武装的武装部长,这个级别非常低,比很多科长都还低一级。

他调到成都来,大概也是做这个工作。由于那个时候信息不通,明末的战乱给四川成都造成那样大的破坏,然而在江苏苏北那边,我这个三百年前的祖先余良正,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认认真真到这儿来报到了。一个小公务员,地位低下,生活也苦,但他是安了心了,他们全家,他和他的女人还有四个儿,一共六口人,随着移民就这样调来了。

调来到了成都,作为工作人员去报到,然后他才知道全部真相:成都城里面全部都毁了,连衙门要在成都找一个办公的地方都找不到,全城都毁了!而川西平原整整16年没有种过庄稼,农田全是构树这些长得快的树木,还有杂草,十里不见人烟。衙门在成都找不到办公地点,就搬到阆中去办公了。


我的祖先是个小公务员,到了成都在哪里报到都不知道。到了他才晓得这回完了,全家都带着过来了,回又回不去,从前走路迁徙是非常艰难的。

看到成都连住都没有办法住,他这种小公务员就更不要想了,也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办公。他就跟他太太和四个娃娃一起住到了资阳,在资阳那个时候生存就只靠当小贩,孩子又小,生活非常艰难。在资阳住了一阵,可能又为生活所逼,不得已他又迁到了彭县,彭县有一个场叫隆丰场,隆丰场有一个庙子叫化成院,至今还在。他就迁到化成院,捱着庙子住。为什么要捱着庙子住?据我推测,庙子里要施斋饭,一天两次发放免费的饭,很可能是为了这一碗饭,至少饿不死,然后就在彭县隆丰场化成院边上住下来了,一定是搭的棚棚,住了很多流浪人员,迁移的、找不到落脚点的都在这儿生存。

那么后来就住在这儿了,余良正的太太就死在这儿了,并埋在这儿了。他的这四个儿,其中老三叫余允信,后来我们称他叫允信公。你想在那个时候显然书也没有读什么,当年他24岁,就单独说我去当农民。当时可以插占农田,一个人可以插占一百亩,那时土地都全部荒起的,官方鼓励你去当农民,五年内不交任何税。

允信公去找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的金堂县北门外甘泉乡大小寺村。大小寺是一个庙子,明代就有了,到清代的时候那个庙子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个名字,那个村庄就叫大小寺村。允信公就在那儿插占了一百亩地,又跟本乡的一位黄姓女子结了婚,两人开荒耕作。

什么叫插占呢?圈好一百亩地,然后在周围界限的树上都剥下一块小的皮,做好标记,表明这就是你的边界了,这样就叫插占。然后去把里面的树木全部砍了,树根全部挖了,草除了,开垦成农田。你想那样的生活如何苦?允信公夫妻俩就搭了一个棚,白天夜晚苦做,做累了就去睡,睡醒了又来挖,两个人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劳作,活了下来。想来最初是种点芋儿、红薯、玉米,这些很快就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生活稳定后,允信公就到彭县隆丰场把他母亲的遗骸挖出来,自己背着到大小寺村他开荒的这一片空地上,把他母亲埋了,还在坟旁栽种了柏树。这就是第一代,我的祖先到了金堂,在那里劳作生活,定下了根,成为勤劳的农夫。

允信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知道自己入川到这儿来就算第一代,要把班辈(字辈)定出来,因此就定出来第一代的班辈叫:允、绍、心、纯、克、鸿、懿、勳、奎、璋、庆、达、茂、进、增、荣,第八代就是我。

允信公的第二代就是邵字辈,他有两个儿,这个农夫没有文化,但是他知道在社会上要学文化。

所以大儿就去药铺,学中药,最初当抓抓匠,就是在里面拣药的,后来就当了医生,他当医生真是不要钱,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那样穷,也没有钱来给,他成了那儿一带的的名医。这个老大脾气怪,因为他又不挣病人的钱,有时候心情不好他就不给病人看病。但时间长了,别人发现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你必须骂他才好。

有一回他在路上走,就看到有一个人蹲在路边喊痛,他就问:“什么事?”那人说:“我肚子痛。”“你怎么不去找医生看呢?”那人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姓余的医生,他歪得很。”他问:“你见过他没有?”那人说:“我没有见过,不想见他,他要骂人的。”他说:“算了算了,我来给你看,那个医生不给你看,我来给你看。”然后开了药方,还拿了点钱给那个病人,让他去拣药吃。后来那个人说:“我把他骗了,我晓得就是他,我看到他来了我才哎哟哎哟的叫唤,结果他来了我骂他,反而还给我看。”

这个农民余允信,他知道二儿子(叫余绍虞)不能再种庄稼了,要学文化,他就把二儿子送到乡村里的私塾去,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参加了考试,成了秀才,他就是我们家族第一代的读书人。取得秀才资格以后,就能够每个月两次到县城里面去,在文庙里面,专门有教授的老师,把大家集合起来,一个月学习两天。平时你在各个私塾学的那些拿到这儿来,在老师这儿背,老师出一些题考你,考了还给你批卷子,一个月你来两天,这个就叫国学。县上办的,文庙里面一个月有这两次文会。这个就叫取得国学资格,所以我们家谱上面第二代邵字辈的小儿子底下有“国学”两个字,上面写着的,我才晓得原来国学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是农民,没有想到要篡改家史,是因为他们清清楚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到这一代了,既然把班辈都定出来了,就要立一个碑,把16个字的班辈全部列到上面,叫允、绍、心、纯、克、鸿、懿、勳、奎、璋、庆、达、茂、进、增、荣,16个字。你想一代人30年,16代它可以管很多年了。那么立了这个碑,上就要刻字,第一句就是“康熙初年从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这一句是老老实实定的,改不了了,刻在上面的。

那么第二代就有了读书人余绍虞,第三代就是这个秀才公底下就有很多儿子了,儿子一长大了就是劳动力,那么多男的劳动力,庄稼就做得非常好了,年年丰收,丰收就积累了钱,积累了钱就去买土地。当时土地不值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一亩土地,就那么就到了第三代的兴字辈,已经有一千亩田了,家里男男女女同时去劳作,辛苦得很。


这个家族庞大了也就有实力了,那么第三代人就都去读了书了,有的去参加科举考试,不但中了秀才还有考过了举人,就有社会地位了。有了社会地位以后,我分析他们的内心,想要当官!因为在从前的制度之下是聚族而居,住的地方都是他们的人。你们是赵家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全庄的人都姓赵,互相联络,一个人当了官可以照顾赵家的其他人。

而我们这个余家是单家独户,绝对孤立,在四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知道了,四川姓余的,其中有一股是相当大,就在元朝末年,元朝亡的时候,有一个在湖广那边的曾经封了王的蒙古人,名叫铁木健,他们家逃亡来的。当时长江中下游都是朱元璋那些起义部队,在那儿革命,铁木健这类元朝的官,逮到了都要被杀的,于是铁木健的九个儿子全部都逃亡入川,入了川他们在泸州会合,然后就分散开,这样就好潜伏下来。但到了明朝,朱元璋也要杀这些元朝的官员,于是这些蒙古人就改姓余,这发生在六百年多年前元朝亡的时候。

我们家族来得很晚,是三百年多前,跟人家这个余毫无关系——这是蒙古人冒充余姓潜伏下来的,在川南、川西都有,包括泸州、内江、遂宁、乐山、南充……那边的余,甚至还有西昌那边的,他们这一个余就很有势力,是因为他们能够把他们祖先的故事讲出来,说他们的祖先是九子十进士,是元朝的大官怎样,他们还有故事是怎样来的。

结果,我们家族入川的第三代兴字背的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主动跑去投靠人家那一个余,是因为那一个余在青神县,在明代曾经出了一个余子俊,是中央级的大官,曾经管过西安。我们这边第三代的几个读书人就主动地去投靠青神余子俊那一家,人家那边余家有族谱,我们就把人家的族谱抄下来,抄下来不说,就把人家的祖先故事加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又不好写在书上,因为这个明明是假的,不能写在书上,就口头传授。

因此从第三代起,就违背了前两代的那种本谱,就自己口头传授说我们是蒙古当官的贵族。你想口头传授从第三代起,他们就传授这个,传授到我这个第八代小娃娃的时候,家中所有的老的嫂嫂、老的婶婶、老的婆婆、老的爷爷全部都告诉我:我们是蒙古人,曾经人家要杀我们,我们怎样潜逃过来的,我们是九子十进士的余家,在四川有多少人。他们专门研究谱系学的,发现这是全国的一件大案,四川的蒙古姓的余究竟是怎样来的!

于是后来我们家族的人没有任何怀疑,我从小就知道我家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认为我们是这样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幸好家中有文化人,幸好我们余家这一族,到我的上两辈,就是第六代有真正的读书人,他叫余松生。在清朝后期,他当过锦江书院的教授,教授不是教书的,和我们今天的意思不同,教授相当于一个学校的校长或教务主任。

那么到了他这一代,书写家谱,这个家谱就必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口头部分不能写出来,一个就是直接写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余松生,锦江书院的这个教授写的,他在序言上面说“不管我们家中有怎样怎样的传说”,因为他不好意思,毕竟没有证据,我们写家谱的是写历史,我们不写上去,所以我们那个家谱翻开没有写这个,而是口头上讲从青神余氏移过来的关于我们祖先的传说。这个就是我们祖先怎样改了家史,改的是口头家史,文字上因为有教授把关,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懂得历史的起码原则,家史也是历史,一切传说没有铁证绝不采纳。

所以我们的家谱上面就没有写,后来我去找家谱翻,也没有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看了序言,余松生说的我们要看重证据,没有铁证不采用。唯一可靠的就是祠堂里面的碑,“其先”就是他的先人,“其先于康熙年间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这一句是刻到石头上的。

我在小的时候,有一年冬至节,我们住在城里的就要到乡下,当初第一代祖先栽的柏树已经成为一大片柏树林,是我们那个乡的一道风景,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

我到了余家院子,一下子就看到一个我的孙辈,拉架架车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他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乡下那个祠堂不?他说:我怎么不记得喃!我说:我记得有一个碑,可惜了,我当时还小,没有想到那个碑上就记了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说:我记得,我告诉你。他叫余育璋,按辈份该喊我爷爷,但年纪却比我大得多。他说: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喊我背那个碑文。我说:你背得下来不?他说:我怎么背不下来呢?我只背得下来第一句!我说:你赶快,赶快。然后他就背:“其先于康熙年间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我赶快把这记下来,我说:幸好你还在,如果你也死了我连这一句也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就死死把它背着,每个字怎样写都记着。

后来,到80年代我回到成都,就要来弄清楚这件事情。于是就发现,我们既然是蒙古姓余的,那么总还要有一点记录下来的东西,我就去找这些材料。我就重新把旧的家谱——大小寺那边有一家余家人还是文盲保留了最后一份。我到乡下去调查,他就把这最后一份家谱交给我,信赖我。我问他的班辈,发现按辈份他应该喊我喊曾祖父,我赶快看这份家谱,结果发现没有蒙古的这个记载。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说我们家中的那些长辈欺骗了我们?不可能欺骗我们!大小寺所有的余家,他们一说起这个事情都还很激动:历史上我们祖先就这样的!我说我们是蒙古余家的一支不可能是假的,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当时我还深信不疑。

但在整理族谱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青神县的族谱。我说既然我们的口头传说就他们的一支,就把青神县族谱的前面,因为说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嘛,我把它取下来了,用我的笔概括了写在我们大小寺那个族谱的前面,我自己写的,写在那上面自己也信了!但是我心中总是有谜,就是那个碑文,因为那一个余松生教授说的,不管任何传说,必须要有铁证,没有铁证我们不采纳。原来我们那个家谱上面就没有我们是蒙古人后代一说,是我加上去的,我就认为我们的祖宗绝对不会欺骗我们!


直到十几年前,我人也老了,我想世间很多事情要弄明白了再去死,不要走早了。

于是我就委托扬州市文化局,委托他们去帮我查找我的祖先,我把这个写下来,而且还特别说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蒙古一个什么王怎样逃入四川,还有我们家族的传说。结果那边查,找到了,泰州市确实有军旺庄,和我们家谱上面说的一样,但是没有大圣村。碑上说的是“大圣村军旺庄”,我说必须要完全符合。然后泰州市电视台他们就专门去调查,调查了以后他们就请我,说沿途要给我录像,让我回乡去认祖。我说:还没搁平,不能乱说。我不敢去。我说:算了,别去。

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是大圣村军旺庄,那个大圣村找不到,现在有一个军旺庄,已经不叫军旺庄了,叫军旺镇,大得很的一个镇。我说:你们要去军旺镇查余家湾。结果他们查军旺镇没有余家湾,而且连姓余的都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但是他们那个研究地方史制上面说的,泰州市分出去一个泰兴市,泰兴市那边有一个余家湾。然后他们到泰兴市的一个叫商井村,那一个大村好多姓余的,那里就有余家湾,然后去调查那些姓余的,没有一个是蒙古后代。

我就很惊异,我说我非要亲自去找。那么今年(2016年)春天,我都85岁了,我就亲自去了,去了之后他们泰兴市文联的人就帮助我,不然我到那儿连语言都听不懂。他们那儿没有军旺庄,没有这个地名,但是有大生公社,这个“生”和“圣”还是不同,“生”是平声,“圣”是仄声。大生村那里没有军旺庄,只有商井村,商井村有很多余姓的。

我说我还是去看,到了商井村,地方干部通知了那里姓余的,说是你们姓余的三百年前入川的那支的子孙他要回来看。我回去看,那些姓余的老大爷好多都围上来,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话,然后那个地方的史志办把他们的族谱拿出来,一直翻到明代,没有任何关于蒙古后代的记载。

这个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非常聪明,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所以他就赶快给我写信,喊我赶快去,发现什么了呢?他在大生桥不远的地方——几里路以外,发现有一个很小的村庄叫蔡家庄,蔡家庄里面恰好有一个文化人是研究地方志的,那个文化人就告诉这个专家说:我们这个蔡家庄原来不叫蔡家庄,叫郡王庄,不是军旺庄。哎呀,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晓得我们祖先犯的错误,他来信给我说,难怪人家说蔡家庄这一带的人叫平声蛮子,就说他们是野蛮人,把平声读成了仄声,又把仄声读成了平声。恰好我的祖先就是这样,我的祖先来的第一代文化低,他把“郡王庄”读成“军旺庄”,到了在这儿的第三代要开始立碑了,但因为把“郡王”两个字读成“军旺”,因此碑上写的就是“军旺”,恰好又和泰州市的那个“军旺”两个字一样,就搞来夹缠起了。这个专家说的:我现在把一切秘密都找到了,你来绝对不会错。然后我才想起,果然,我们那个祖先把“大生”的“生”,平声蛮子读成“圣”,那边记录下来写就写成“圣”,“大圣村军旺庄”,错了三个字。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专家把直到明代的商井村余家的族谱都翻了,没有提到蒙古,我最后才恍然大悟,就是我的祖先在第三代余绍虞他们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地位,就去巴结人家青神那边的余家,因为那边的余家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祖先在前几代就和蒙古余家认了本家。

我说幸好我去了,几代人的错误,只有我自己去了才真正发现我们就是农民,不是蒙古贵族的后代,而且我为这个事情还犯了错误。成都市满蒙学会,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蒙古人后代,结果就喊我写了字,我还题了字,题字上面我都说我们祖先是元代怎样怎样,等于我无意之间重复了第三代祖先的谎言。

我说我去泰兴这一趟也还是值得,因为这一个秘密传了好多代,到我这一代,我毕竟还是个文化人,我还知道历史应该怎样书写,我还能够知道我的三辈前那一个余松生教授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认为历史应该从证据出发,这些我牢牢记在心。

所以我终于把真相搞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个家和很多家庭都一样,类似这一类的,就是去投靠人家大姓,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姓绝对是这样的。

比如姓刘的这样多,难道都是汉代刘邦的子孙吗?不是。因为从春秋战国就有姓刘的,庄子书上写刘累,在夏朝就有的,豢龙氏,是养鳄鱼的专业户。刘累一个人能有这样多的后代吗?不可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汉代既然那么强大的一个朝代,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姓,没有姓就是巴到人家贵族的姓,所以到今天中国还有那么多姓刘的,你这样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些中国的姓氏中间,就是有这种状况,恰好洋人、欧美的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中国的好多都是巴到姓。洋人的姓,比如说欧美民族的,其中一半的姓氏来自于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地名,中国的姓有很多也是出于地名。洋人的姓,地名占了一半,除了这一半,另外就是职业,比如Cooker就是厨师,Carpenter就是木匠,Smith就是工匠……这些都是职业,所以他们的那些姓氏没有发现有好多是巴到某个贵族姓的。

中国的特别严重,第一个就是李,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姓李,你如果要解释,那就是唐代,老实说李世民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根本就不姓李,后来他们怎样就姓了李,这个姓李的还不能光算唐代,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好多人姓李,姓李的相当多。姓李的我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商朝,商朝的贵族全部姓子,子的古音就读“李”,就比如《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就是你不想我,还有其他人想我。子就读“李”,那个子就是第二人称的你。至于商朝的贵族姓“子”,是他们的女性祖先吞了燕子生的蛋,那个蛋也叫“子”,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他们姓“李”。最初那个“李”是写成“子”,所以说商朝的贵族姓“子”。那么姓李的之所以这样多,基本原因是商朝,在商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就没有姓,商朝亡了以后,需要有姓的人因为是从商朝来的,所以就姓成“子”,读音就是“李”,后来一写就写成“李”了。

因此大量姓李的,尤其是到了唐代,唐代又那么强大,巴到姓李的人多得很。所以天下所有姓李的,他们神龛上、门口的匾都写的“紫气东来”,这个“紫气东来”用的典故是老子的典故,怎么可能天下那么多姓李的都是老子的后代。显然都是附会着姓李的,就是因为唐代李姓是很有地位的。这个是中国姓中间特别显著的,附到大姓上。

实际上,世界上好多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姓的,比如缅甸人到现在都没有姓,所以在40年代缅甸独立的时候,缅甸自由独立党的全部党员姓德钦,德钦就是自由的意思,是他们党的纲,所以后来50年代缅甸的总理吴努,40年代是叫德钦努,后来60年代缅共还有一个领导人叫德钦丹巴顶,他们没有姓,至今好多人还没有姓。

日本人从前只有贵族才有姓,平民没有姓,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搞改革,要建立户口制,然后由政府公务员给这些老百姓取的姓,老百姓来登记户口没有姓,就问你家住哪里?我家住在一棵松树底下,那就叫松下。我们家那里就是一片山口,那就姓山口。所以它的取名就是以地名为姓,这个大概也是根据西洋的标准,因为西洋的姓有一半都是地名,所以日本人有姓也是非常晚的事了。

中国人有姓特别早,所以中国早期没有地位的人和穷人要去附会到一些世家望族,这些现象也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第五代祖先他们都居然这样做,我还拿到证据了,就是我们留下来的有一份是青神余氏族谱,上面居然有我们第三代的几个人的名字给加到人家的族谱上面去了。大概就是第三代起,他们主动去投靠大姓,人家是开放的,巴不得你来,越是多越是好,所以也就认了他们,就允许把他们的名字写到青神县余家的族谱上,然后又把那个抄一份回来变成我们的族谱。

这就是真相。

我很幸运,到晚年还有这样的机会把我的祖宗的糊涂纠正过来。《易经》中间有一条叫“干父之蛊”,我就是做了一回干父之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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