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孤独生命的歌——纪念我的曾外祖父刘祯祥
朱钰炜

我的太姥爷(曾外祖父)叫刘祯祥,他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但从姥姥、大舅姥爷、舅舅那里,我知道了他是一个经历不凡的人。而当我细细去了解他,去探寻他生命的故事时,我也慢慢发现到他一生中那不能抹去的孤独。太姥爷育有二子一女,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姥姥。当我看着他的照片时,我不觉得他离我很远,反而觉得很亲切,仿佛他也曾像别的长辈那样抚摸过我的头。我看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孔,似乎看到了他过去所经历的苦难岁月,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边缘人孤独无奈的一生。

太姥爷生于1919年,那时的中国还是军阀混战。他出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后宁家沟村,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在他周岁时去世,母亲也在他七岁时故去,七岁的他成了孤儿。不过好在有伯父收养,才又有了依靠。伯父家开始时尚且宽裕,由是太姥爷上了几年私塾。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的几件大事之一,因为在那年头进学堂读书不是每家能供起的。我想就在那时,太姥爷在心灵里种下了对知识渴望,当多年以后他在晋绥军中当文书时,这些渴望就变成了他学习和读书的力量。可惜上学日子没有太久,因为伯父家道败落了,和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伯父也抽鸦片,鸦片吃掉他为数不多的家产,因此太姥爷在十二岁时失学,进了潍坊的坊子煤矿做童工,四年后吸食鸦片的伯父也耗干了自己的生命。伯父离世使太姥爷再次失去依靠,他孤独地流浪在大街上,形影相吊。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没有家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而且在工厂做工,资本家总是拖欠工资,这就让太姥爷的生活更加饥寒交迫。在饥饿与寒冷中,太姥爷挨到1937年的夏天,这一年他十八岁,而从那时往后的几年里,他的命运将与这个苦难的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起。

“我们即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了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保存,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泸沟桥事件,进攻宛平县城并与当时驻守该地的宋哲元的29军交战,不久在庐山开会的蒋介石发表抗日声明,至此中日两国开战(此时国民政府并没对日宣战,中日的正式互相宣战是在1941年12月9日),深重灾难已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太姥爷还只是一个为生计奔波的煤矿工人,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此时在他面前急需解决仍是吃饭问题,煤矿已经许久没发薪水,饥饿正折磨他的胃。这天他路过乡公所,见乡公所门口围着人,他走上前去分开熙熙攘攘人群,看见乡公所墙上贴着张告示,写着:雇丁从军,每丁大洋百元。

“那些有钱的怕死,要拿钱买爷们的命!”有人骂道。

当时山东省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动员百姓参军卫国,按规矩是家里人多,儿子多的出丁,可有钱人怕死,不肯出丁,就商量着出钱买丁。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还尚不觉醒,至少在乡下,人们还不大明白抗日战争是与几年前的军阀混战是不同的,因而农民只管种自家的田,地主只管收自己的租,资本家也还继续克扣工人的薪水。可是像我太姥爷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家,没有田,工作的工厂还履履欠薪。他抬头看着那张告示,决定自卖本身当兵去。

1937年7月中旬,拿着20块大洋的太姥爷随着壮丁队开往城北北宫,在那里,他接受了不到2个月的军事训练。当太姥爷从乡公所出来时,他內心或许不那么沉重,因为乡公所的人说“100元先给你20元,剩下的80元等战争结束回来再给”。这说明什么?这次战争并不严重,听起来自己还能回来!战争在未经历过它的人眼里并不可怕,当年18岁的太姥爷实在是太年轻了,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不久,共三个壮丁队开往济南,10天后,乘火车开往山西,那时的山西北部已是烽火连天。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不遑启居,(犭严)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上,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裁渴。我戌未定,靡使归聘。

——《诗经-采薇》

1937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围歼中国主力部队的计划破产,转而进攻山西北部,关东派遣军蒙疆兵团进攻山西北部的大同,抢攻平绥线。负责防守该地的晋绥军61军李服膺部,在日军快速机动的攻势下迅速败退,大同、天镇等內长城以北地带仅在20余天就全部沦入敌手,晋北的中国军队只得撤往內长城一线布防。面对作战失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盛怒之下将61军军长李服膺枪决,并由陈长捷接任61军军长职务。

太姥爷所在的第三壮丁队到了前方后就被补充进了61军,而他被分到了72师434团一营机枪一连做二等兵。这时太姥爷才明白他所面对的战争有多残酷,他曾回忆说“日本人的军事素养很高,枪法很好,只要听到对面一声枪响,我们这边一定有一个士兵倒下去。”这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所面临的敌人,这种战斗能力的不对等给当时的中国军队造成很大的恐慌,太姥爷也陷入这种恐慌,他不禁想起小时候在胶东居住时,他曾和日本小孩玩过,也跟他们打过架,他记得那些小孩很友善,大人也很友善……

那时是秋冬之际,天气很寒冷,而太姥爷以及和他一起来的壮丁却还是身着学生装(一种黑色中山装),这种浑身是黑色,头戴着八角帽的装扮很不保暖,这让他险些冻死,而也是这件学生装,让他在那场战斗中活下来。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于平型关伏击日军第5师团21旅辎重队取得了巨大胜利。而本应侧应八路军作战的晋绥军却相互推诿,错失战机。日军进攻17军高桂滋部队所防的团城口,鹞子涧,西跑池一带,高桂滋下令退却,放弃了阵地。此时陈长捷率61军前往支援,太姥爷所属72师434团在团长程继贤的率领下,于夜里进攻鹞子涧,“程继贤第434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鹞子涧,从而把团城口东、西跑池之敌分割开来,并直接威胁东、西跑池敌人后方,其战果显著”[1]。尽管434团的作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但由于缺乏友军侧面支援,很快就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眼看着大股日军包围上来。

团长程继贤面对大量日军夹击,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死战,带领434团不满千人的队伍在鹞子涧与日军反复争夺,其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团长阵亡之后,434团也已到了弹尽粮绝地步,眼看日军即将合围,而援军又无望,剩余的部队决心突破敌阵,向南撤退。太姥爷所在的机枪连同团部一起撤走,并担负着掩护任务。他们在夜色中前进,禁声响、禁明火。那时他们同逃亡的老百姓混在一块儿,从山沟子里走,都很小心,怕发出什么大的声响。渐渐地,在他们头顶的山坡上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是那种只有皮靴才能踩出来的脚步声。当时天很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但当时无论是百姓还是士兵,都知道,在山上走的人绝不是中国的军队!那些人在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前进。

那天夜里,在晋北的一条小山沟里,一行人在沟下走,低三下四,小心翼翼,另一行人在沟上走,趾高气扬,气势汹汹。走在沟下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和军人,走在沟上的则是日本兵,我想这样的场景一定给我太姥爷带来了巨大的触动,他当初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从这以后或许就是不同的了。我舅舅曾回忆说太姥爷特别喜欢岳飞的《满江红》,特别崇仰戚继光、岳飞这样的英雄,我想是那沟上的云和月,沟下的尘与土带给了他灵魂的震动。

当太阳还未升起,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太姥爷抬头望向山坡,他看见日本人的军队竟然还没行进结束,那长长坡上已然盘上一条长长黄色的长蛇!而就在太姥爷看到日军的同时,日本人也发现了沟下的中国军民,于是他们向下射击,中国军人也旋即开枪反击。太姥爷和其他的士兵一起边打边退,他们人数太少,火力也不够,不能与日军纠缠,要赶在日军全面展开之前冲出这里。一路上不断有人倒下,坡下的军民乱作一团。太姥爷退到一个土坡旁,准备歇一下,就在这时,他看见沟上有一个日本兵半跪在地上,一杆长长的三八式步枪正瞄准了自己,太姥爷看到这个日本兵的同时枪响了。太姥爷还清楚的记着那个日本兵是个大胡子,个子不高的男人。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打中了我的太姥爷,从他的左肩打进去,又从右腰穿了出去。(舅舅回忆说,他看见过太姥爷的伤:左肩上的枪眼很小,而后腰上的伤疤足有巴掌大。)

在清晨熹微的阳光下,团长的警卫员背着我的太姥爷,飞奔在山路上,后面还有几个人在推着他的后背,太姥爷的伤口流血不止,口鼻不停喷血,血流了警卫员一身,也流到了警卫员胸前的晋造冲锋枪上。这是太姥爷尚有意识时的记忆,就这样跑着,跑离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战友们把他送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太姥爷没有说起过)他就被老乡收留,同他一起留下还有几个人,他们一起在这里养伤,不久他又被转移到临汾。

太姥爷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警卫员他们会救他,当时倒下去的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伤得重的也不只他一个人。但当他看到其他被救的伤员时,看着这些同样和他穿着学生装的伤员,看着那些和他一样的十七、八岁的稚嫩面孔时,他似乎明白了……

太姥爷的伤养了大半年,在这大半年中,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相继结束,山西省大部分沦陷,抗日战争不久进入相持阶段。养好伤的太姥爷回到了部队,升任侦探队文书上士。1940年3月,可能是因为我太姥爷毛笔字写得好,并有一定文化,又调到隔着黄河的二战区陕西韩城兵站作文职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这期间他也从一个准尉一直做到了少校科员[2]。也正是这期间,太姥爷借助工作余暇,读了大量的书,丰富自己的学识。

太姥爷在韩城兵站作文职工作的期间,他曾先后加入青帮(1938年10月)、国民党(1941年3月)、同志会(1941年10月)、红帮(1943年7月),加入这些组织都是集体形式参加的,甚至没有举行什么太庄严的仪式(当时加入这些组织可能是受到强制命令)。而正是加入这些组织,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1945年9月2日,占领华北地区的日军投降。太姥爷随着阎锡山军队韩城兵站的解散回到山西,接着就被调到光复后的太原市在太原警备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仍然负责文书工作。此时的中国虽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全民族的抗战胜利,但在国内,战争的阴云始终没有消去,国共两党的矛盾愈发尖锐,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也昭然若揭。在国共和谈期间,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向中共发动突袭,于是上党战役打响了。阎锡山踌躇满志,结果却是中共太行军区部队在这场战役中重创来犯的晋绥军83军。上党战役结束后,阎锡山重整战败的83军,将其缩编为一个师,即暂编第49师,并由由警备司令部派去了几个军官,太姥爷就在其中。1946年6月中国內战爆发。山西靠近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于是便成了内战初期的主要战场之一。1947年7月,被调离暂编49师,太姥爷回到了太原待命,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个师以及他之前服役的72师在后来的解放太原战役中均被解放军消灭了。1947年9月,他到了太原绥靖公署第一处任少校参谋,直到太原解放。

1948年7月中下旬,晋中战役结束,太原城陷入了解放军包围成为一座孤城。对于阎锡山而言,太原是他的根据地,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他于是在太原的周围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妄图以此保卫他的太原城。

太姥爷在此期间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经人介绍,太姥爷认识了一位山东姑娘(也就是我后来的太姥姥),这位姑娘在济南一个打字速成培训学校结业后来到太原在山西建筑工程局当打字员。在围城期间,他们结婚了。

对太原的攻势其实在1948年10月的中旬就开始了,但是为了稳住位于北平的傅作义,中共中央指示围攻太原的徐向前部“缓攻太原”,因而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太原并无大的战事。近十五万阎锡山的部队被包围在这个孤岛,做困兽犹斗之态。在这期间,不断有阎军潜逃或起义。国民政府为了守住这座华北最后的堡垒不断从向太原空运作战物资和食品。据太姥姥回忆,国民党的飞机运来的粮食都是“红大米”,吃了这种大米的阎军官兵都得了夜盲症,反而战斗力大减。市面上物价飞涨,粮食奇缺,老百姓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向太原城发动进攻,并于24日上午10时全面占领了太原城。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在围城期间即乘飞机逃往南京,阎锡山留在太原的军政官员悉数被捕,在解放军攻城期间,太姥爷也无法去绥靖公署上班只能和太姥姥躲在他们住处自己挖的地洞里等待着太原的解放。

“你当时离延安那么近,为什么不过去呢?”(指他在韩城兵站的时候)

多年以后,太姥爷的长子,我大舅姥爷这样问他。

太姥爷苦笑了一下,说他年少时受够了流离失所的苦,那时好不容易有一个有衣服穿有饭吃的差事,他不想再折腾了。太姥爷说他见过八路军,相比起晋绥军来,八路军的军装不如晋绥军整洁,生活艰苦。而他作为晋绥军的军官,有呢子大衣,有自己的勤务兵,再说他还看见过往延安跑的人被抓回来枪毙,因而不敢,也不想过去。总言之,觉悟不高和害怕没有让他走向另一条路。

我想,太姥爷对自己儿子所说的话应该是实情。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有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也会作出和太姥爷同样的选择,即选择具体的生活,而非抽象的理想,不过这都是基于一个底线——绝不当汉奸和叛徒,而这也是令我和我们家为之自豪的。

太原解放后,太姥爷成了无业游民。他在这个时候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他没有工作,还得养活一家人。他仿佛又回到了1937年那个夏天,而不同的是,他现在不光要考虑他自己,他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需要养活。于是太姥爷就在解放路摆了摊子,为人修钢笔。太姥爷作为一个从军的文人,素来是喜爱摆弄钢笔的,不过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天他要以此谋生。后来也许是太姥爷有点文化吧,就被小商小贩们公推为北肖墙市场的主任,再后来又当上了解放市场管委会主任,从此太姥爷脱下军装进入了太原市商业系统。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连年战乱和贫穷,文盲在人口比例中还占很大比重,人民群众识字普遍很低。解放后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在全社会开展了扫盲运动。“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为此,党要求: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发展小学和中学并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创建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进修班”[3]太原市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太原百货公司成立补习班,开展扫盲教育,同时“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4]。在这种情况下,太姥爷被安排到太原市商业系统的扫盲补习班当教员。在成为教员后,太姥爷的生活状况得以好转:他勉强算是一个公务员了,有了稳定工资。虽然太祖父进入太原市商业系统后在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就向有关方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但是自己的历史问题始终像一个包袱在历次运动中都难以解脱。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虽然这次斗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但太姥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使本来轻为缓和的社会气氛猛然激烈,不过相比于政治打击,太姥姥与他的离婚更让他痛苦。(因为太姥爷和太姥姥性格不合、思想观念的差异,所以婚后经常争吵。太姥爷因在旧军队里养成的坏习惯、大男子主义作风而太姥姥有文化有独立思想见识。他俩冲突不断,再加上太姥姥怕太姥爷历史问题影响儿女们前途发展。二人终于在1957年走向法庭,以宣判离婚结束。二子一女都跟太姥姥生活,太姥爷被扫地出门,并承担其中两个子女的生活费)。

经历感情生活波折的太姥爷再次孤身一人,这一年他三十八岁。三十年前,他七岁,母亲去世,他孤身一人,伯父收养了他;二十年前,他孤身一人,卖身当兵;八年前,他三十岁,被解放军困在太原城,他与太姥姥结婚。如今,他三十八岁,他再一次陷入狐独,再一次独自面对生命中的未知,而这一次,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从孤独中走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面对自己一生中最大煎熬。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仪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5]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的太姥爷一定不会想到,这篇远在上海发表的学术评论文章将会引发一场动乱,而这场动乱将带来他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1967年1月14日,山西的造反派宣布有省、市委的领导权,控制了山西的财、政、文的领导权,随即得到中央的认可。与此同时,“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也在全国开展,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当中。

早在1965年,太姥爷就受到政治冲击,被太原市商业局北城区服务公司下放到尖草坪澡堂工作。动乱开始后红卫兵把他从工作的澡堂揪出来,赶回了山东原籍。在当时像我太姥爷这样被“请”回原籍的人不在少数,仅北京就有10余万,他们或是地主,或是富农,或是在旧军队中干过(像我太姥爷这样的),总之,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都一律被批斗,被赶上火车,赶回原籍。不光他们,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受到牵连。这些人的子女根据其父母“罪行”的不同,划分成“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中没有独立经济能力,还要随其父母一同返回原籍。

太姥爷被推搡上了列车,车是开往山东的。他想向西望一望,可是倘若他抬头或许就有皮带冲他头上抽来,因而他不敢望,他只是在心里想着,想着同一个时间线上的儿女们。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女们的处境也比他好不到哪去。

九年了,太姥爷和太姥姥离婚已经九年了,他们两个人早就形同水火,不再相见,不过也恰是太姥姥与太姥爷离婚,才使我姥姥和大舅姥爷,三舅姥爷没有受他牵连一同被赶回山东老家。不过子女与父亲终究是脱不了干系的,当造反派踹开太姥姥家的大门抄家时,当时17岁的姥姥便明白了这一点。后来姥姥回忆说,她本是想考大学的,可“黑五类”又怎能被允许上大学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所有的学校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1966-1969),大学梦破灭的姥姥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是上山下乡,另一个是到工厂当工人。姥姥选择了当工人,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为了能参加工作,姥姥四处奔走,然而四处碰壁,原因只有一个,政审不过关。姥姥只好到太原市绿化队去太原西山种树了。1970年后,开始“复课闹革命”,1966年小学毕业的大舅姥爷在休学三年后开始上初中,在学校里他想加入红卫兵、加入共青团也因为自己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限制,他不止一次地被要求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与他们的父亲我的太姥爷划清关系,划清界限……。太姥爷当时在列车上不会想到,他的问题会给子女们带来如此的影响,不会想到早已与他离婚的妻子两次被抄家,更不会想到他在那个家所有生活过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包括那张结婚照。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在白浪河畔的宁家沟村宛如一颗珍珠,在胶东如翡翠般的山林间座落着。太姥爷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虽然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红卫兵上阵以来,把整个社会都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6]太姥爷听着村里喇叭里传来的话,看着墙上的大字报标语,不觉中来到了白浪河边上,他记起下小的时候他在这玩耍,他曾背着篓子点着火把到这里捉螃蟹,夜里螃蟹见亮光就会往前凑,因而他一下就能逮住,然后他这贫农家孩子就有螃蟹吃了。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而笑红卫兵是不管的,因为他们大可以把太姥爷的笑理解成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乐观,好在他们常常这样揣摩别人。

太姥爷在家乡的经历从来没有和别人提过,因而我也无从得知。不过想必那并不是好日子,革命的大好形势对他来说太触不可及,但是那“最红最亮的红太阳”总是会升起来的,阳光或许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他身上的。当多年以后,太姥爷住在我大舅姥爷家时,他会看见箱子里有一封信,信封写着“潍坊市坊子后宁家沟村刘祯祥收”的字样并贴着一张用过的邮票,他或许会把它拿出来看,或者是将它放回去,不过我觉得他一定会将它放回,因为太姥爷没有私拆信件的习惯,尽管是写给他的。这封信是我大舅姥爷在我太姥爷返回原籍后写的,大舅姥爷回忆说他家收到过太姥爷被赶回老家后的一封来信。便觉得应该给回一封信。而当时太姥姥管的很严,不让他写信与太姥爷来往。可是作为一个儿子又怎能对自己父亲这么冷漠呢?终于,大舅姥爷决定偷偷地写一封信寄到山东去,可是他没有钱买邮票,于是在家里找了一张看起来比较新的邮票,贴在信封上邮了出去。大舅姥爷后来说,当时贴的那张邮票虽然用过,但是看起来很新,他觉得邮局应该看不出来。可惜他的计策没有得逞,那封信被退回来,并且退到了太姥姥的手中。这让大舅姥爷十分害怕,他觉得太姥姥一定会发作,一定会像以往那样责骂他。出乎意料的是,太姥姥把信拿起来,又放下,没有说什么,大舅姥爷悄悄的抬头看看太姥姥,却看见那尖锐目光在慢慢地从太姥姥眼神中消失……

1969年,太姥爷被允许返回太原,于是他又回到了他曾经工作的尖草坪澡堂,蜗居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里(这个可怜的小房子一直伴随他直到退休)。这一年他的处境稍好,据大舅姥爷回忆,太姥爷那时虽然捉襟见肘,但也能时常到学校来看他,给他带一些吃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大舅姥爷才真正的与太姥爷接触,他们父子二人才有一些正式的交集。

平静的日子没过太久,在太姥爷的命运中,又一场大的风暴在不远的地方聚集。

1970年,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太姥爷被送进了在太原东山官家裕煤矿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上是劳改班。关于那个学习班,大舅姥爷有一段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到山下来接我,我看他手里拿着一个棍子,便问他用棍子做什么?他说山上有狼,要打狼。到了山上一看,父亲住在草棚子里,四面透风,住在里面的人睡在大通炕上,吃的食物也是玉米面一类杂粮,看的我很心酸,觉得父亲当时生活状况非常不好”。

太姥爷就这样一直待在这个学习班,期间他遭遇过什么,他对谁也没有讲过。但是从太姥爷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一本日记里,或许可以看到当年他在学习班里生活的蛛丝马迹。因为日记里记录了他们学习上级文件的心得、记录了他自己准备在学习班上发言的提纲,这个提纲里写到自己是如何走上“与人民为敌”道路的经历和检讨,同时,这个日记里还记录了别人在会上对他的揭发批判以及他准备揭发批判别人的所谓问题。可见,这个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一个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相互揭发批判期望能够自保过关的地方。这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般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帮派骨干实行审查[7]。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平息了,从官家峪走出来的太姥爷已年近花甲,他回头看着这座煤矿,想着从前发生的事情。他老了,只有老人才会不断回忆,他也怕了,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他再也没有曾经的精气神了。当初,在战场上,他不怕,他离婚,他也不怕,可现在他怕了,怕过去经历的批斗以及将来要面对的孤独。前妻已再婚,彻底抹去了他复婚的最后希望,在文革闹得最激烈的时候,他的女儿在他工作单位门口贴了大字报,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让他的内心千创百孔,痛苦不堪。此刻,他重新走进自己那十平米的屋子,此时他还是尖草坪澡堂的工人,这周围环境还像十年前一样。他看着这间小屋,明白了这就是时间留给他最后的东西。

每天除了工作,其余的时间太姥爷都呆在自己的蜗居里,将自己埋藏在书本之中。他一天从不有规律地吃饭和睡觉,乃是饿了便出去吃饭,困了便倒下休息,不同于别人一天三顿饭和昼作夜息。他依旧与太姥姥没有往来,在他们离婚后又发生种种事,让他对复婚不再抱有幻想。他只能将自己埋在书海中,以免他停下来后,寂莫孤独会涌上心头。人年少时读书是为了丰富学识,而年老时,读书则是为了消磨寂莫,就是这么回事。

步入晚年,太姥爷与儿女的关系也渐渐缓和,尽管太姥姥仍然不允许姥姥和大舅姥爷与他接触,但是每年过节时候,他们都会携家带口去着望他,并且在我姥姥的授意下,当时上小学的舅舅在寒暑假的时候也去陪伴他,这也让他孤独生活多了一分色彩。舅舅在回忆起这段时光曾说:“姥爷书很多,床上放的都是书一直垒的快到屋顶,有时候需要在床上踩着小板凳才能拿到。他生活很随性,读的书却很渊博,所以当我放假陪他时,他就会要求我和他一起看书、练字。每当我有不认识字的时候,他都不需要查字典就能立马告诉我这个字怎么讲,怎么理解它所含的意思。他还会画国画、写毛笔字,他的毛笔字尤其好,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令我特别敬佩。”

1989年太姥爷在尖草坪澡堂退休了,他自1965年被下放到这里,已经工作24年了。然而当他老了,便被抛弃了,他只能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屋子搬出来,那一屋的书也遗失了大部分,就如同他生命中曾丢失的众多东西一样。相比于1937年和1949年的那时候他,现在他又是幸福的,因为这时他有儿女可依靠,尽管他们之间感情不像寻常父子、父女那样亲密无间。

十一

太姥爷最后的时光是在大舅姥爷家度过的。他生命最后几年饱受病痛,最可怕的是他患上老年痴呆,越来越健忘糊涂。在他思维还清楚时,他就经常来往于大舅姥爷和姥姥家,想多和儿女在一起,当然前提是要避开与太姥姥碰面。可是他毕竟跟儿女们以前交往太少,感情实在不深,因而儿女们对他并不很热情。他也能理解儿女对他冷漠,他也清楚自己年轻时并没有给予自己儿女多少父爱,并且还因自己历史问题给儿女带来多少麻烦。在他一生中总是自己独来独往,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孤独,也习惯了孤独!

太姥爷住在大舅姥爷家里,太姥姥是不知道的。姥姥和大舅姥爷可以说是偷偷地把他收留在家里。这事瞒了太姥姥很久。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太姥姥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她怒气冲冲到大舅姥爷家,要赶他走。可是他能去哪里呀?被自己儿子收留的父亲,望着门口,望着他的儿女和曾经的妻子,他想起回山东列车上,他也曾像这样望过去,那时他不敢,但现在他敢,他看着,却看见那些面孔渐渐生疏……

姥姥和大舅姥爷终于还是留住太姥爷,虽然太姥姥当时怒气还是很大。大舅姥爷记得在那个时候,他又一次悄悄抬头望着母亲,他又看见那个表情,就是当年母亲把他没寄出信放下时表情,于是他知道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此后太姥爷依旧来往于姥姥和大舅姥爷家,直到有一天……

那天,还和平常一样,太姥爷说他要去我姥姥家,晚上回来。可是到了晚上太姥爷没有按时回来,大舅姥爷赶紧去姥姥家,才发现太姥爷根本就没有来过,大舅姥爷和姥姥急了,报了警全家出动去找。终于,天亮时派出所打来电话,说他们找到了太姥爷。

当姥姥和大舅姥爷赶到时,他们看见我的太姥爷衣衫褴褛,头上还流血,他们看向太姥爷的眼睛,发现那双眼睛涣散无神,让他们感到陌生。那时他们才知道,太姥爷患了老年痴呆,那天去姥姥家,太姥爷却直径走向了汾河……

太姥爷曾和大舅姥爷谈起一件事,他说不像是真的,倒像是梦,又不知道是不是梦,那一幕总在他眼前展现,那是在河里,河岸桥上有敌人的巡逻士兵,而他好像是个士兵,在水里游着,拉着他的长官的尸体,他要去送战死的长官回故乡……

太姥爷得了老年痴呆,又要经受其它病痛的折磨,他只能一个人躺床上,再也不能自由行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的大舅姥姥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而他对眼前一切已不能知晓。患上老年痴呆,代表着他有意识的生命已经结束了。那一刻,他也摆脱了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孤独,他作为一个孤独者生命,在他梦到河边的时候就划上句号。

十二

1995年4月26日,那天早上,大舅姥爷和往常一样推开太姥爷居住房间门,他看到太姥爷静静躺在那个床上,无声无息,太姥爷走了。我不知道大舅姥爷他当时会不会想到那个太姥爷告诉他棍子是用来打狼的下午。但我知道,我的姥姥一定会想到一个流血的清晨。

“那是在文革时期闹最严重的时候,我母亲提出来要我去给父亲贴一张大字报,和他一刀两断,划清界线断了父女之情。我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起我父亲,对不起他。可是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我也没有办法。我和母亲走了10多里路来到当时父亲工作的尖草坪澡堂,就象做贼似的,在晚上趁着天黑,带着浆糊将那张大字报贴在单位门口墙上。他本来已经就在艰难环境下煎熬着可他的闺女又给他插上一刀。我知道他的心在滴血,我就是忘不了这一段历史,所以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心头就在流血,我不愿意提这件事,我的心里有一块石头压着!”这是我姥姥最痛苦的回忆!

太姥爷走了,稀稀两两几个送葬亲人陪了他最后一程。他生前说,他希望有人能埋他,希望有人给他烧纸。因为他一生太孤独,他怕了,倘若他泉下有知,便会知道他的心愿都达到了。

在我去了解太姥爷过往经历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他生活照片,也没有找到他的书画作品。这些东西或是遗失或是因为政治原因烧掉,只寻找到一本日记和1970年写的自述材料。我不敢相信一个人活过痕迹竟是如此干净,可是,这便是现实,不加一点装饰现实。

今年我和家人去殡仪馆看他,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贴在骨灰盒上,我看着他的面孔,觉得和他很亲近,这是一种莫名的感觉,因为我从未在他活着时候见过他。是血缘延续吗?但也解释不了这种亲切感从何而来,直到我逐渐了解他的过去,体会我们这一代无法想像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才明白、理解他的那份孤独、寂莫背后的人生。他在那个时代沉浮,自己生命无法把握,只能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他的孤独无奈让他无限边缘化直到最后离世,就像尘埃随风而去,不留一点痕迹。是啊!随着一阵风飘去。可是,这难道就是他生命意义的真谛吗?

绝不!在人类历史的大戏中,每个人都会体会到酸甜苦辣、悲喜交集。尽管在这大剧中有伟人或英雄,有属于他们赞歌鲜花,可是在那边缘角落里的小角色,也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孤独生命的歌,而这歌将撕裂命运之神降给人类的那注定要伴随其一生的孤独!

当我把太姥爷那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写下来,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他生命中所遭受苦难和难以诉说的孤独感。少年时的他正处在战火纷飞年代,为了生存他只能作出眼前对他有利选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太姥爷没有选择走歪路去做伪军或汉奸,而是选择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因此他还受了重伤。可解放后太姥爷却遭受太多不公正待遇,灵魂和躯体都饱受折磨。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或多或少是那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的缩影,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孤独。


本文是首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特等奖原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法律责任。